有一只虱子名叫“限制”——对团长的专访
编者按：蜚声广告圈的著名创意人陈绍团（团长）于07年11月离开他工作了近两年的上海李奥贝纳，目前在上海家中，陪着新生的双胞胎儿女，共享天伦之乐。
团长为何要仓促离开上海李奥贝纳？内中有何原因？工作了15年，团长是如何悟道的？
细读内文，你可能会获得某种程度的答案。
问：你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，突然间离开前公司，外界多有猜测，能透露具体的原因吗？
团长：我想这只是公司改朝换代的一个普通的插曲而已。对于任何新人，对前朝臣子的功劳与苦劳视而不见是可以理解的，的确，很少有人愿意分享与他们无关的成绩。为了维持公司最大的客户，整个团队投入殚精竭虑，深感疲惫。这些大背景这两年来并无变化，唯一变化的是处理手法。客户皱了皱眉头，对有些人而言，有可能轻松地认为客户只是习惯性动作，先不必在意。而有些人则不同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“仆通”一声就先跪下再说。后一种恐怕有失国际公司的大家风范，但似乎成了时下的流行，或许是因为大家的饭碗都来之不易的缘故吧。
就我个人而言，我比较习惯前朝时代的处理手法，比方说，客户投诉A，领导一般会先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从整体背景上看待一个看起来孤立的事件，也就是说，虽然客户投诉的是A，但其实根源在于B，而且跟C也多多少少有点关系，理清楚后ABC一起协调改进，所以相对而言大家觉得比较客观、公正，也比较从容。至于个别员工在领导面前说话不注意口吻与分寸，前朝也有大把的例子。但前朝领导可能更会从公司角度考虑，比较有大局观，所以基本上也很少修理人的事情发生。即使偶尔不巧引进了一个烂人，基本上也会有个说法，处理也比较人性化。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，生意不成仁义在吧，没必要撕破脸皮。除非是员工有重大失误或道德问题，比如挖公司墙角东窗事发，比如工作失误致使公司蒙受重大损失，才有可能勒令当天滚蛋。但也不至于指派专人盯梢，防止盗拷公司资料，连写给同事的道别信都要监控什么的。更不至于明明存心报复，却又哭哭啼啼地装好人，说那都是别人干的事什么的。但所有的这些匪夷所思的下三烂的伎俩，在我最后的阶段全发生了。不明真相的人以为我们有什么重大的问题。
事实上恰恰相反。以前的功劳与苦劳就不说了。新的一拨人前脚刚踏进公司，我们团队就已经通过了明年新车上市的TVC以及主视觉创意，这是一年一度的挑战与压力最大的任务。在领导动机不明地耗费其他资源与我们进行PK的情况下，并恶意阻止我们出面提案的情况下，我们团队依然全力以赴，用铁的事实证明，这又是一场小学生与教授之间的比赛。截止我们离开公司那天，帮助当权政客在客户面前赢得面子、包括让外援顺利过第一关的提案，基本上都是我们在幕后劳动的成果。我一直觉得，刚来中国没两个月的当权新人，比如说K同志之流，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是可以理解的。但令我震惊的是，他们真的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滥用职权、铲除异已。如此嚣张龌龊和明目张胆在我1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活脱脱的无才、无知、无耻的境外版“三无人员”，他们的行为，玷污了公司的神圣。
问：在沪上多年，你差不多成为汽车广告专户了，你不怕被业界定型吗？
团长：很多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，我的答案是，如果你真的把汽车广告给做好了，再做别的广告，就象玩似的。我记得我念小学那阵，语文课本里有一篇纪昌学射箭的故事。头三年，师傅啥也不教他，只叫他选一根最细的牦牛尾巴上的毛，悬在窗口，下端系上一个小虱子，天天目不转睛地看着。时间以一天天过去，那虱子似乎渐渐地变大了。三年过去了，那个系在牦牛毛下端的小虱子大得仿佛像车轮一样大小了。纪昌再看其他的东西，简直全都变大了，大得竟像是巨大的山丘了。于是，纪昌瞄准那只虱子，将箭射过去，箭头恰好从虱子的中心穿过，而悬挂虱子的牦牛毛却没有被射断。那只虱子在我们做广告的人看来，名字就叫“限制”。每一个品牌的广告因各自的类别属性、品牌格调、竞争背景、消费心理、地域文化、甚至客户口味等种种限制，分别组成不同大小的创意空间。如果别的品类的策略与创意空间有豹子、狮子、至少也有兔子那么大，那么汽车广告的创意空间小得就像那只“虱子”。因为它有无比多的限制，其中“永远要以车为主角，并且车要足够的大”这一限制，就足够叫人望而生畏。而我们所要做的，就是在这限制最多的最小空间内，进行最大的想象，把很小的“虱子”看成很大的车轮。
记得K同志第一次浏览我们之前作品的时候，有点不屑地说，“我在台湾做过高档汽车广告，就是车放得很大”。我当即表示，“对于中高档车来说，其实车放得很大没什么好笑的，车很小才好笑”。在我参与的N次调研会上，消费者无一例外地希望车够大，因为那是他们最关注的核心，这是中高档汽车在中国还属于“奢侈消费品”的属性所决定的。看看国外的奢侈品广告，其实也类似如此。对所有迈入广告行业的新人来说，不妨把汽车广告当做你练就神射手的那只“虱子”。如果你能够把最小的这只虱子看成车轮，那更何况其他大家伙呢？
